黨的二十大報告同時為數字經濟與制造業提出了新時代的兩大發展要求——對于數字經濟，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對于制造業，要“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在新時代，這兩個不同的產業發展戰略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具有顯著的頂層設計特征。隨著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與“十四五”時期相關產業政策的陸續出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勢必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具有賦能增效性
從產業升級的視角來看，數字經濟不同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是一種融合型經濟，對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具有巨大的賦能增效性，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數據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一般認為，生產成本下降性、供應能力無限性、應用前景廣泛性是關鍵生產要素具有的三個特征。在數字經濟時代，隨著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大量工業傳感器、控制器被廣泛應用于生產工廠，只要生產不停止，新數據的產生就具有無限性；而工業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使得分析處理得到有效數據的生產成本是不斷降低的；最后，隨著新一代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的布局建設，經濟社會實現萬物互聯，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都將被數據化描繪，因而數據的應用場景具有廣泛性。當前，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主要包含兩方面作用，一是作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直接參與生產函數，推動生產可能性曲線外移；二是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生成一種更高效的生產方式，盡可能合理配置其他資源，提高勞動、資本、土地等其他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確保生產點最大限度落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
第二，數字化設施成為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在工業經濟時代，內燃機和電力在制造業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使得石油、天然氣等管道交通運輸設施和電網設施成為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基礎設施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新一代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數據成為制造業生產的關鍵要素，5G基站、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計算中心等數據儲存、傳輸和計算的設施裝備自然也就成了支撐制造業高效生產的新基礎設施；二是經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后的傳統基建及其細分領域，包括智慧交通、智慧電網等。
第三，長尾效應與規模經濟兼具。一直以來，制造業企業存在兩種不可兼具的生產模式。一種是規?；a模式，認為標準化的規模生產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平均生產成本。這種生產模式隨著“福特制”流水線的廣泛應用，成為制造業企業的主流生產模式。另一種生產模式則強調滿足個性化需求，在數字技術出現以前，這類企業多是打造高端奢侈品牌，往往規模較小，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在數字經濟時代，制造業企業一方面通過應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可以大規模精準匹配客戶需求；另一方面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后的智能工廠也可以對標準化的生產工序進行科學拆解、快速重組，從而滿足各類個性化產品的研發設計和生產制造，兼具規模經濟與長尾效應。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內涵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本質上是產業升級的一種全新模式，其核心內涵可以歸結于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五大創新，即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以及組織創新。
一是產品創新。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升級帶動了各類新型工業傳感器、控制器等產品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還包括針對制造業企業相關的各種控制系統、平臺數據采集開發工具等軟件產品的研發。這些新產品會逐漸代替或應用于原有舊生產設備。另一方面，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產品創新還體現在數字技術與傳統產品的融合上，如互聯網汽車以及智能洗衣機、智能冰箱等智能家居。
二是技術創新。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要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轉變為標準化數據，從而指導和優化企業生產方式。這一過程形成了數據收集、儲存、挖掘、應用等一系列技術創新，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
三是市場創新。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應用自然也開辟了許多新市場。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廣泛應用帶動了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的發展，包括5G基站、數據中心、大數據計算中心等基礎設施以及工業機器人、智能機床等無人化配套設施；同時也加速了傳統基建及其細分領域的數字化改造、如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電網等，從而開拓了以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為主的新興制造業市場。此外，在傳統的生產方式下，制造業廠商往往聚焦于需求曲線頭部，而忽略了需求曲線尾部的廣闊市場。數字平臺的興起整合了小眾化、個性化需求，與供給端產生有效連接，從而激活了長尾市場活力。
四是資源配置創新。隨著數字經濟在制造業領域的深入發展，企業本身或專業信息公司會慢慢形成集生產信息、銷售信息等于一體的大型數據庫。這些數據經過云計算、大數據分析之后，會成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將原本分散的工廠、設備、倉儲等串聯起來，實現供應鏈與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無縫銜接，優化整個生產流程，形成更為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此外，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還將有力打破“以產定銷”的傳統配置模式，使得“以銷定產”成為可能，從而減少供需不匹配、產能過剩等問題。
五是組織創新。在工業經濟時代，科層制以其縱向管理層級的明確劃分和橫向各職能部門的清晰分工，成為當時最為高效的組織結構。但這種自上而下的管理鏈條側重于企業內部管理，對外部市場的動態變化響應遲緩，而數字化轉型升級帶來的網絡化協同制造、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等新模式則要求企業能夠針對市場需求快速做出反應。因此，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過程會不斷驅動企業組織結構從金字塔式的科層結構向減少管理層級、增加管理幅度的網絡化、扁平化組織結構轉變。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
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升級是產業發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新發展階段。在創新驅動下，五大創新催發了產業結構高度化、價值鏈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條路徑，從而最終實現制造業企業產能的擴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
一是產業結構高度化。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實踐中，這種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表現為勞動生產要素由低技能勞動主導向高技能勞動主導轉變、資源依賴型制造業向知識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轉變。首先，在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驅動下，傳統的低技能體力勞動乃至低水平的腦力勞動正逐步被更為先進、高效的工業自動化和智能化解決方案所取代，而與底層操作系統、專業工業軟件的編程開發以及傳感器、控制器等產品的使用維護相關的職位需求則會不斷擴大，促使高技能的專業工人不斷取代低技能勞動進入制造業領域。其次，數字經濟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在與制造業進行深度融合的同時，其市場創新也驅動了信息和通信產業、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等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提高了知識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在整個制造業中的比重。
二是價值鏈高度化。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將重塑制造業產業價值鏈，助力制造業企業向價值鏈兩端攀升。首先是向上游攀升，制造業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需求將倒逼ICT技術的發展，在產品創新驅動下加速了制造業企業向上游的5G技術、關鍵工業軟件、底層操作系統、核心芯片等研發設計環節延伸。其次是向下游攀升，即制造業服務化。在數字經濟出現以前，制造業服務化面臨的主要難點就在于缺乏信息交流平臺，從而導致制造業企業基于自身產品提供增值服務的成本太高。而在市場創新和組織創新驅動下，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融合為制造業企業了解顧客需求、制定個性化服務和綜合解決方案提供了可能。通過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應用，制造業企業可以精準匹配客戶需求，實現產品市場的長尾效應，而且隨著制造業服務化的不斷深化，部分龍頭制造業企業會逐漸轉向以服務型制造為主，專業的第三方網絡服務平臺也會逐漸興起。在國外，惠普、戴爾以及IBM等計算機企業很早就開始向服務型制造轉型，當前我國的服務型制造也在逐漸興起成型。
三是加工程度高度化。不同于價值鏈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更側重于“微笑曲線”弧度的減少。制造業中端環節往往是標準化的流水線作業，因此單位產品的附加值和利潤受數字技術的影響要大于研發設計與品牌營銷環節。這決定了在數字化轉型升級過程中，中端環節獲得的價值增值要更大，從而促使“微笑曲線”向“淺笑曲線”轉變。這條產業升級路徑多存在于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中。這類企業雖然較難在上游的研發設計環節和下游的品牌營銷環節實現產業價值鏈突破，但仍可以通過不斷提高自動化、數字化水平持續降低加工制造環節的生產成本和組織運營成本，實現產品附加值升級。
（作者：陳林 系暨南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教授、《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
責編：秦天弘
